汪康夫表示，只希望能清清白白離開人間。 劉正 圖
今年74歲的汪康夫，人生50年都活在“牢門”里。
前10年，他是一個滿城風雨的“強奸犯”，被控利用教師的身份強奸少女學生兩名、猥褻少女學生10名。
后40年，他出獄，又走進一個透明的“牢門”：他能看見門外一直支持他的妻兒，為他奔走呼吁的老朋友、律師、記者，在電視上痛苦流涕承認當年說謊的“被強奸”女學生，以及對當年發(fā)生的一切躲躲閃閃的人們。
在門里，他低著頭不斷地寫申訴信。盡管認定是法律程序不公毀了自己一生，汪康夫依然相信法律程序本身，他說再絕望時自己也不曾鬧訪，要維持一個讀書人的體面。
“被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這個罪讓我怎么認”
1966年，江西省蓮花縣琴水小學，24歲的小學教師汪康夫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公安機關起初認定：汪康夫以找學生“談話”、幫學生“治病”、教學生“游泳”為名，使用各種流氓手段，強奸12名女生。
后經(jīng)復查，蓮花縣人民法院一審判定：汪康夫強奸兩名女生，猥褻10名。
汪康夫不認罪，他在二審宣判筆錄上寫下：“我沒有強奸女同學。”
出獄后他猶豫再三，試著給當年的女同學寄信，問她們?yōu)槭裁礄z舉。
一人回信：“究竟為何事使您改造10年，倘若為強奸了我而受刑，這是實在的冤枉，冤枉，大冤枉，我可到法院去作證。”另一人回復：“我以前不知道這件事會到我的頭上來，我也要設法把這事弄清楚。”
汪康夫驚愕：“10年牢獄，被害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這個罪讓我怎么認？”
1966年被控“強奸”強奸兩名、猥褻10名女學生
1966年5月的一天早上，班里突然換了班主任。班長李利元偷偷打聽到，教師汪康夫因為涉嫌強奸女同學被帶走了。他不敢相信，印象中的汪老師為人正派認真，從不和其他教師喝酒猜拳亂開玩笑，連打乒乓球都是認真的。
50年后的2016年，李利元在電話里向澎湃新聞回憶，當時他不敢跟同學說什么，正值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時學校的政治環(huán)境很緊張。
全班12名女同學都被兩名教師叫去做了秘密談話，談話逐次進行。被談話的女同學之一李蓮欣日前告訴澎湃新聞，教師曹靜安在放學后把她叫到一個房間里，讓她寫出汪康夫?qū)λ隽耸裁础?span style="display:none">cMI四川教育在線
她回憶，當時不知道該寫什么，汪老師是她心目中最好的老師，她總是自豪地跟別人講，“我們班一整面墻，全是流動紅旗。學習好，體育好，文藝也好。”
可是不寫就不讓回家。“什么硬邦邦的東西，我不知道她在說什么，是棍子嗎，什么塞進了你的陰部。”李蓮欣稱自己很害怕，對曹靜安的話不知所云，最后照著一份寫好的材料寫了幾行，簽字才被放走。
出門后，李蓮欣遇到了好朋友李花清，知道了她被另一名教師賀恩蓮找去談話，也是不寫就不讓出門。李花清是班里成績最好的學生，她喜歡汪老師上課的活潑勁兒。汪康夫常在黑板上一邊布置作業(yè)一邊就唱起來：“太陽出來羅嘞喜洋洋羅郎羅”，同學們也就跟著唱：“挑起扁擔郎郎采光采上山崗羅”。
李蓮欣小聲對李華清說：“都是胡扯的，我們害了汪老師。”她轉(zhuǎn)頭一想，害也是曹靜安害的。
兩人從此再也沒有聽說過汪康夫的事情，直到50年后澎湃新聞記者找到她們，李蓮欣才意識到當年的那幾行字讓汪老師坐了10年牢，她原以為汪老師很快就會被放了，或者調(diào)到其他學校去了。
賀恩蓮、曹靜安在和12名女生談完話后，分別上交了一份報告，上面記錄了汪康夫“強奸女學生”的詳細過程、女學生“被強奸”時的身體反應，在這份報告里，賀恩蓮甚至記錄了“強奸過程”的對話：××叫了一聲哎呦，汪說：“叫什么，有痛嗎？”
汪康夫的同事劉麗南當時回到家里偷偷告訴弟弟劉砥南，你的初中同學汪康夫因為“強奸”被抓。劉砥南50年后告訴澎湃新聞，他當時不敢相信，猜想汪康夫被抓可能與他的家庭出身有關。
汪康夫的同事郭志彪回憶，他當時也很驚訝，他和汪康夫同住一間教室宿舍，知道汪康夫和同學關系好，但沒發(fā)現(xiàn)有什么出格行為。
郭志彪知道汪康夫性格孤僻的一面，平時很少說話，有空就看看書。因為他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此前是國民黨軍官。
沒有人敢站出來為汪康夫說話，只有在看守所里的他自己不認罪。蓮花縣人民法院“關于強奸少女犯汪康夫的案情報告”顯示：公、檢、法三家隨后派員組成工作組，對案件進行了復查。
復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曹靜安在找女生談話過程中有追逼和引誘現(xiàn)象，由自己寫好檢舉稿子交給女學生抄。由此，強奸12名變?yōu)閺娂閮擅�，猥褻10名。
汪康夫在整理申訴材料。 劉正 圖
申訴40年：繞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汪康夫沒想到，他的申訴之路會長達40年。
第一次希望的來臨在1980年。汪康夫向蓮花縣人民法院多次申訴后，法院組織了復查，對當年一審法官、參與“問話”的教師賀恩蓮、曹靜安等有關人員做了重新調(diào)查。
調(diào)查筆錄中，一審法官和曹靜安提到過：“當時對認定的兩個學生沒有進行檢查。”賀恩蓮談到，“談話時我們是帶有引導式的”，“我記得學生當時沒有寫過檢舉材料，只叫我和曹老師寫過檢舉材料。”法院最后以“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為由駁回申訴。
第二次希望出現(xiàn)在1986年。在汪康夫持續(xù)申訴后，江西省吉安地區(qū)中級人民法院復查了此案。
汪康夫的代理律師魏方紅對澎湃新聞稱，他于2011年4月18日去吉安中院調(diào)取案卷時，看到一份曾由吉安地區(qū)中級人民法院和吉安地區(qū)檢察院作出的聯(lián)合調(diào)查報告，該報告結論是“認定無罪，否認原據(jù)，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以現(xiàn)有證據(jù)難以認定構成強奸罪，建議撤銷原判，予以糾正。”魏方紅稱，該報告法院禁止復印，自己未能拿到復印件，就把結論摘抄給汪康夫，汪康夫把這幾行字工工整整記到了日記本上。
1987年，吉安中院駁回申訴，稱原一、二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是經(jīng)過反復查證核實的，并稱汪康夫提供的兩位被害人否認原檢舉的信件是經(jīng)過串通取得，不能作為證據(jù)。
汪康夫不服，向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他認為，自己的強奸罪名沒有事實根據(jù)，沒有被害人的控告、筆錄、陳述，稱原卷中如有上述材料他就息訴。
1999年，江西省高院通過信訪轉(zhuǎn)辦函將本案轉(zhuǎn)給了萍鄉(xiāng)市中級人民法院。當年的蓮花縣已經(jīng)不再歸屬吉安市，被劃分到萍鄉(xiāng)市。次年，萍鄉(xiāng)中院以和1987年吉安中院相同的答復駁回申訴。
汪康夫不服，繼續(xù)向萍鄉(xiāng)中院申訴。2004年，萍鄉(xiāng)中院回復：“本院不是終審法院，無該案的管轄權。為此，本院已將你的申訴材料移送吉安中院處理。”
吉安中院回復，1987年已經(jīng)給了答復，請向省高院申訴。江西省高院未就申訴回復。汪康夫給江西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寫信，省人大回復：來信已轉(zhuǎn)萍鄉(xiāng)市中級人民法院酌處——繞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從蓮花縣法院、檢察院到吉安中院、檢察院、人大、政法委，從江西省高院、檢察院、人大、政法委到最高法院、檢察院，汪康夫說他寫過幾百封信，還先后從江西、浙江、廣東、北京聘請過6位律師，每位律師起初看了案卷后都很有信心，但沒有人爭取到立案這一步。
隨著書信石沉大海，律師不接電話，汪康夫逐漸對申訴不抱太大希望了。但他依然堅持寫信，每寫一封還要反復修改。他總覺得，別人不受理，大約是因為自己的申訴信還有哪里沒寫明白。
汪康夫和妻子外孫合影。 澎湃新聞記者 于亞妮 圖
妻子：“支持丈夫告到最后”
汪康夫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如今都成家立業(yè)，還給父母蓋了新房。父母年歲大了，大女兒金鳳就和一雙兒女回家照顧父母。
這一家人，除了汪康夫不茍言笑，母親、女兒、外孫女、外孫都有暖心的笑容。金鳳說爸爸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他最大的幸運就是娶了我媽，又生了我們。”她又轉(zhuǎn)頭問母親，“你最大的幸運是什么？”老太太不好意思，指指汪康夫，“最大的幸運就是嫁給了老頭子啊”。
1975年，33歲的汪康夫減刑一年出獄，村里人幫他向鄰村29歲的周三英提親。周三英答應嫁給汪康夫，因為門當戶對。她的父親在解放前逃亡香港，怕找家庭出身太好的人受委屈。
剛結婚，周三英就問丈夫：你到底有沒有這事？汪康夫說沒有，但凡有一點，就不告了。從此，周三英說她沒有一次動搖過，哪怕孩子都勸父親算了，她也支持丈夫告到最后。
汪家一貧如洗。周三英把娘家人塞的結婚紅包拿出來給汪康夫買郵票和信紙。為了賺錢，體質(zhì)弱的汪康夫在家種菜、孵小鴨，妻子一大早就挑出去賣。實在湊不夠去申訴的路費，妻子就去借錢，沒少看別人臉色。
小外孫女雅婷靦腆地笑著說自己很崇拜爺爺，從爺爺那里學到了要有禮貌、關愛家人；大女兒金鳳覺得爸爸教會她們兄弟姐妹誠實、信用、善良和寬容。
江西電視臺采訪金鳳時問道，爸爸的事對你們子女有什么困擾。她對著鏡頭：“我們頭一直抬得挺高的。因為這本來就是冤枉的，怕什么呢？”
但汪康夫的小女兒汪珍珍向澎湃新聞回憶起她小時候，父親和村民起爭執(zhí)，人家甩來一句“你這個強奸犯”時，眼淚還是止不住往下滾。
“爸爸很生氣很激動，卻也沒有說什么。我不知道該怎么辦。”她說，從小最常見的場景就是父親在屋子里寫信，她從沒開口問過父親“強奸犯”是什么，“爸爸被罵不吭聲，（我）如果問他會讓他更難過，也不知道從哪兒問起。”
1979年，汪康夫收到同村石市小學校長錢秋勝的邀請，去學校當代課老師。錢秋勝是汪的初中同學，如今已經(jīng)退休。他對澎湃新聞說，當時覺得汪康夫是個老實人，又深知他的教學水平，趕上學校缺老師，就找到了他。
汪康夫在寬慰“被強奸學生”尹福貞。 劉正 圖
“被強奸”女學生：當年被迫按手印作證，愿出面“翻供”
2013年8月18日，江西電視臺記者劉正發(fā)了一個朋友圈。
“前兩天出差，在山村里遇見一個古稀老者,一頭銀發(fā)向后嚴謹?shù)厥嶂�，談吐文雅，整潔有禮。他用溫和沉靜的目光看著我，說想請我?guī)鸵粋�忙……他總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我左右，怯怯地小聲問我，小劉，你覺得這事兒還有可能嗎？”
2016年5月25日，劉正在朋友圈寫道：“忽然三年，老人在人群里期盼的眼神，我終于還是不能裝作忘記。”
江西電視臺決定帶汪康夫?qū)ぴL當年法院判定“被強奸”的兩個女學生。在采訪視頻里，坐在車上，記者問汪康夫，“你覺得她們會愿意見你嗎？”汪康夫頓了頓，“會吧”。
記者先單獨見到了尹福貞，聊了些當年的情況后，問她愿不愿意見汪老師。尹福貞笑著說愿意見，她跟著記者在巷子里走著，十幾米外，她看到了汪康夫。
“汪老師，你還好嗎？”尹福貞伸出雙手緊緊握住了老師的雙手，握了幾秒，便再也憋不住眼淚，“老師現(xiàn)在已經(jīng)七十多歲了，我六十多歲了。汪老師我們（之間）沒有什么，都是污蔑。”汪康夫?qū)捨克?ldquo;我不怪你們，那時還小。”
聊著聊著，變成了兩個心臟病病友的交流，他們比照著手上的針眼，尹福貞破涕為笑。她讓老師到家里坐坐，汪康夫拒絕了，“等到我能重新做人的時候，我再去坐。”
另一位女學生洪仔妹對于和汪老師的見面顯得頗不情愿。汪康夫說我不會記恨你，洪仔妹躲開老師：“記恨我也沒什么用，我又沒做什么對不起你的事。”她說自己只記得當年賀恩蓮跟她說不承認就不能升學，她被迫按了手印，材料上的字很潦草，根本看不懂。
汪康夫的律師曾經(jīng)找她做過筆錄，她也說明過老師沒有對她做過什么。“但有什么用呢？一次次，別人還以為我害了他。”她的丈夫也勸澎湃新聞記者，“到關鍵時候你們再來，真開庭了，我可以去作證，我們結婚我知道她是處女。”
尹福貞因為心臟不好去上海治病，丈夫接到采訪電話，表示愿意配合。被問久了，也有些不耐煩地撂一句：“這事我們不管了。”
班里另一位男同學李水明對澎湃新聞說，他通過節(jié)目才知道，法院判汪老師強奸的是洪仔妹和尹福貞。他回憶老師當年對男女同學都很關心。
在江西省內(nèi)的不同鄉(xiāng)鎮(zhèn)，澎湃新聞記者采訪到當年判決書涉案12位女學生中的6位。其余的女學生，有的移居外省，有的已經(jīng)離世，有的沒人知道下落。
受訪的女學生都說，汪康夫是個好老師，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說出當年被談話的細節(jié)，她們多數(shù)已兒孫滿堂，有的人把記者帶到離家人很遠的地方談話，有的對記者的提問模糊回答。
大多受訪者不知道汪康夫后來的境遇，有人認為他已經(jīng)過世，有人認為他早已平反。如今聽說后，有人愿意出庭作證，有人也會對其他女同學進行揣測，有人希望盡量不要干擾她的生活。
汪康夫說，他不怪學生，但他不理解賀恩蓮和曹靜安。“即便當年不能拒絕派下來的任務，完全可以如實反映情況，何必威逼學生，把檢舉稿子交給學生抄，還編造那么逼真的性交過程呢？身為教師的她們難道不知道這樣的行為將會產(chǎn)生剝奪人命的后果？”
曹靜安今年81歲，早已隨兒女移居北京。曹靜安話不多，語速不快，丈夫總在一旁搶著回答。
當被問起當年在琴水小學調(diào)查過誰時，她說不記得了。“是不是有個姓汪的老師？”記者試探。“是汪康夫吧”，她小心翼翼地回答。丈夫插一嘴，“是那個強奸女學生的”，她皺著眉不耐煩：“沒有的事。”
一旁的女兒打斷了談話，“不要弘揚這些負面的東西，不要講了，不能隨便誣陷一個人，判定一個人。”女兒把父親叫走商量著什么。
將近一分鐘與曹靜安單獨談話的時間里，記者問她是否找過學生談話，她說“找過”。問她女學生有沒有說汪老師強奸了她們，她說“沒有”。再問檢舉材料是學生寫的還是他們兩位老師寫的，女兒闖進來，向記者大聲宣布，“談話就此結束”。
女兒推開相機，拉走母親，“我媽是老年癡呆，她說的一切都不能相信”。曹靜安在旁邊看著女兒和記者的交涉，一言不發(fā)。
78歲的賀恩蓮移居廣東，澎湃新聞?chuàng)芡怂齼鹤拥碾娫�，確認身份后記者說明來意，對方掛斷了電話。
多位法律學者：取證有嚴重問題，需再審
“很多案件我們查不清真相，但是我們可以向民眾傳遞公平正義。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奮飛認為，探討程序是否公正往往可以打開案件的死結。
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刑訴法、證據(jù)法教授陳永生看來，盡管本案年代久遠，但刑事申訴沒有時間限制，如果新的刑訴法生效，新法對一個案件的處理程序和舊法不同的話，應該按照新法來進行處理。
陳永生詳細看過案卷材料后，認為本案在程序和取證上存在嚴重的問題，有必要再審。在他看來，本案的唯一一份證據(jù)是被害人的陳述，違反“孤證不能定案”的規(guī)則；且這份證據(jù)是在恐嚇引誘下取得的，獲取程序上嚴重違法。加之，被害人如今指出當時在威脅下被迫說明情況，這是新的證據(jù)，也顛覆了此前認定被告有罪的唯一證據(jù)。
就法院所指出的汪康夫和被害女學生的信件往來是串通行為的說法，陳永生認為，即使司法機關有這種懷疑，只能是啟動再審以后，經(jīng)過審查確認，不能沒有啟動再審就直接否定掉新的證據(jù)。
他認為本案申訴已經(jīng)通過中院審查，汪康夫應當向江西省高院申訴。
媒體報道讓許多人知道了汪康夫，他獲得了鄉(xiāng)人的同情。有人寬慰他不要再告了，反正大家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汪康夫不這么想。“專門以媒體斷定一個事情的真假，那就不是法治社會了。法院原來怎么處理我，現(xiàn)在就應該怎么恢復我。”
他今年74歲，患有心臟病。去年，他在親戚的勸說下備好了和妻子的棺木。“我只希望能清清白白離開人間。如果我死了，就讓兒孫繼續(xù)替我告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