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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高考的排名與自己平時的排名有落差，大家就會產(chǎn)生抱怨的情緒，這種情緒需要發(fā)泄，需要有人來背鍋，不知為什么，我就成了那個‘背鍋俠’。”
6月11日，每當高考數(shù)學試題難就會被推出來“吊打一番”的江蘇數(shù)學名師葛軍，終于按耐不住“委屈”，在微頭條上實名發(fā)聲，稱自己“沒有參與2019年全國高考數(shù)學命題”。
葛軍，南京師范大學教授，現(xiàn)任南師大附中校長，多次參與江蘇高考數(shù)學卷命題，且因“試題難度大”而被稱為“數(shù)學帝”。當晚，葛軍接受記者采訪，證實上述聲明確是本人所發(fā)。
據(jù)其介紹，自己只參加過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江蘇省高考數(shù)學卷的命題工作，“除此之外，都是謠言”。“以前(造謠我參與)地方的(命題)，這一次則是全國性的(命題)。”葛軍認為自己有必要對此做個聲明。
對于葛軍的遭遇，曾擔任過安徽省高考自主命題語文學科負責人的安徽師大教授何更生認為，公眾應給予高考命題人員“理解”。
“高考命題通常由專家組成的命題組完成，從平時積累的命題庫中篩選題目，而不是由某一個人來命題。”何更生說。
“也是高考的‘受害者’”
這些年，高考落幕后，“數(shù)學題難”即會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今年也不例外，高考結束不久，“數(shù)學太難引發(fā)吐槽”即登上熱搜，不少網(wǎng)友留言稱，有“數(shù)學帝”之稱的“葛大爺(即葛軍)”再次“發(fā)威了”。
“我是葛軍，就是大家說的所謂‘愛出變態(tài)’高考題的那個葛軍。每當高考數(shù)學試題難，就要把我推出來‘吊打’一番，說正是我出的題，超難，為難了廣大考生。我想說，這是一個怪現(xiàn)象(其實是一個大冤案)。”6月11日，葛軍在微頭條上公開聲明稱，自己只參加過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江蘇省高考數(shù)學卷的命題工作，除此之外，都是謠言。
葛軍認為，高考過程中，拿到考卷，發(fā)現(xiàn)考題與自己平時所做的不太一樣，甚至感覺有點難、不會做，考生們就會產(chǎn)生恐慌，甚至失落。
“我很理解這種心情。”葛軍在聲明中寫道，因為考題的難易程度涉及到考分，涉及到排名，最終會影響大家的高考錄取結果，每一分都很關鍵。一旦高考的排名與自己平時的排名有落差，大家就會產(chǎn)生抱怨的情緒，這種情緒需要發(fā)泄，需要有人來“背鍋”，不知為什么，自己就成了那個“背鍋俠”。“從這個意義上，我也是一個高考的‘受害者’(苦笑)。”
對于高考數(shù)學考試越來越難的聲音，葛軍并不認同。“反而可能是越來越容易了，才導致區(qū)分度低，使得每一分的重要程度加大了。嚴格來說，每一年的高考題，都不會超綱。因為高考命題是由一個團隊來完成的，既不可能由一個人決定考題的難易程度，也不可能讓難度超綱的考題出現(xiàn)。”葛軍在聲明中稱。
同時，他也呼吁，希望大家不要再將關注焦點放在高考的命題人身上，其本人也不希望成為高考題的“符號”，每年6月，都被拿出來“點評關照一番”。
當晚，葛軍接受記者采訪，證實上述聲明確是本人所發(fā)。其自稱沒有參與過任何一年高考全國數(shù)學卷的命題工作，也沒有參與任何江蘇以外省份的高考命題工作。“以前(造謠我參與)地方的(命題)，這一次則是全國性的(命題)。”葛軍認為自己有必要對此做個聲明。對于其他，葛軍不愿再談，只是感謝“大眾的關心”，希望以后不再被打擾。
曾表示“不再參加高考命題”
2015年6月高考結束后，因江蘇高考數(shù)學題太難，不少考生紛紛吐槽，“是不是葛軍大帝命的題”。彼時，葛軍接受記者專訪時予以否認，并感嘆“外界對他個人的誤解、誤讀太多了”。
網(wǎng)上曾流傳有段子：凡是葛軍參與的高考數(shù)學卷的命題，考完數(shù)學卷后，90%的女生是哭著出考場的，男生則是撕書砸東西。“這是一個大冤案啊，卻沒有人站出來加以澄清，甚至連一些基本的事實都被(傳聞)掩蓋。”葛軍對此澄清說，自己只參與過4個年度(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的江蘇省高考數(shù)學卷的命題。
葛軍稱，在先后經(jīng)歷過2004年、2007年江蘇高考數(shù)學卷的命題后，他原本不想?yún)⒓?008年江蘇高考數(shù)學卷的命題工作的。但由于2008年是江蘇新課改實施的第一年，他出于“新課改第一年，大家關系都不錯，應該要做點事情吧”的考慮，他才決定再次出山，參與命題。
2010年的江蘇數(shù)學卷，也是難度比較大的一個年份。葛軍說自己是當年高考數(shù)學卷命題組的副組長。但他坦言，在控制試題難度上，并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我們推行的是組長負責制度，我自己只有建議權，沒有最終決定權。”葛軍說，高考命題本來就是一個團隊的事情，不可能是一個人的事情。
在各種有關不實的網(wǎng)絡傳言廣泛流傳后，葛軍希望“有相關部門站出來說明這個問題”。“有一年傳言說，廣東省卷子是我出的，他們(廣東省)直接申明從不外聘教師出卷。那樣就很好。”葛軍說。
“在沒有特殊情況下，我想我以后不會再參加高考命題了。”葛軍表示，里面的故事很復雜，今后再也不想?yún)⒓痈呖济}了，“不想趟這趟渾水”。
應給予高考命題人員理解
對于葛軍的遭遇，曾擔任過安徽省高考自主命題語文學科負責人的安徽師大教授何更生認為，公眾應給予高考命題人員“理解”。
“考試試卷有一定的難度，這是高考本身決定的，它是一種甄別性考試、選拔性考試，和平時的教學質量檢測性考試是有區(qū)別的，這決定了它必須要有一定的難度，才能將各個檔次、各個層次的人才區(qū)別開來。”何更生稱，倘若試題沒有難度，大家最終都能考滿分，便“缺乏了選拔性考試應有的信度和效率”。
何更生稱，命題是一個團體“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的。“高考命題通常由專家組成的命題組完成，從平時積累的命題庫中篩選題目，而不是由某一個人來命題。”何更生告訴記者，試題難易不由單個命題者決定，“(上一年試題)過難了，命題組下一年有可能會注意調整，而不是說越來越難；總體來說，難易程度會按照國家考綱、課程標準作出要求。”
在他看來，社會上對高考命題人員“有一些指責”，緣于對這一群體的不了解有關。“雙方都要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何更生稱，輿論應該對命題人員予以保護，不應隨意將其曝光在公眾面前。“正確的態(tài)度應該是針對試卷本身來展開討論，比如試卷難度是不是適中，而非針對命題人群體，更不應該針對某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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